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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关于关中漕运。这是关系帝国生命线的根本问题，长安人口百万，粮食供应大半依赖东南漕运，但三门峡天险一直是巨大阻碍，漕运损耗、阻滞严重。
“漕运之事，关乎京师命脉，朝廷根本。三门之险，历代束手。臣昔日镇守洛阳，亦曾留意此事。除加造‘上门填阙船’、疏浚河道、加强转运等常规之法外，臣另有一思，或可尝试。”
他详细阐述了“陆运绕行三门峡”的构想，即在三门峡险段，修筑相对平坦的陆路，以车马或人力，将漕粮从船上卸下，陆路绕过险滩，再装船西运。虽然仍不免劳费，但或许能比单纯依赖水运、在激流中冒险损失更小。他建议可先小规模试行，测算成本，若可行再推广。同时，他也再次强调了加强运河沿线仓储备、发展沿途屯田、鼓励商贾运粮入京以补不足等辅助措施。
写完漕运建议，李瑾笔锋一转，提及了另一件看似不相关，实则至关重要的事——太子教育。
“臣闻太子殿下日诵诗书，勤学不辍，陛下与皇后殿下可慰。然储君之教，非独在经史文章，更在明习政务，体察民情。臣斗胆进言，或可择春秋佳日，令太子殿下巡视京畿，观稼穑，问疾苦；或使听断简单刑名案件，以知法度；或使参与祭祀、礼仪，以习典章。接触实务，方知治国之艰，民生之要。此非臣妄议宫闱，实为国家万年计也。陛下与殿下春秋正盛，自可总揽乾纲，然太子早历实务，他日克承大统，必能更善理天下。”
这最后一段，措辞极为谨慎，但用意深远。他是在委婉地提醒，太子李弘已渐长成，是时候让他更多地接触实际政务，了解民间疾苦和治国理政的复杂性了。这既是为国储君考虑，或许，也隐含着某种平衡未来朝局的深远思虑——一个通晓实务、明白事理的太子，对帝国的稳定至关重要。
信很长，李瑾写得极为认真，几乎每一段都反复斟酌，力求言之有物，又不出纰漏。他知道，这封信不仅是政策建议，更是他政治立场、思维方式和忠诚度的一次集中展示。他必须展现出足够的智慧和远见，以配得上皇后的倚重，但又要把握好分寸，不显得过于僭越或野心勃勃。
写罢，他亲自用火漆封好，盖上自己的私印，唤来绝对亲信的家将，命其以最快速度，通过安全渠道送往洛阳。
数日后，洛阳宫中，武则天在立政殿的灯下，仔细阅读着这封长信。她的目光在字里行间缓慢移动，时而停顿，若有所思。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虚浮的套话，每一条建议都切中要害，既有战略高度，又有具体操作，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中体现出的平衡与务实——既看到改革的必要，也清醒认识到阻力与风险；既有推进的魄力，也讲究策略与步骤。
尤其是关于“土断括户”需“利、力、信”兼备，关于修订《氏族志》的“名、实、序”三虑，以及最后关于太子教育的建议，都让她频频颔首。李瑾的思虑，与北门学士们的讨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但更显老辣周全，且带有一种从军事战略衍生出的全局观和节奏感。他不仅指出了问题，给出了方法，还预判了可能的反应，提出了应对之策。
“梁国公……确是大才。”武则天放下信笺，轻轻吁了口气。这封信让她更加确信，与李瑾的联盟是正确且必要的。他不仅是战场上的统帅，更是政坛上极具洞察力的盟友。他的建议，补充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北门学士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信中透出的谨慎与忠诚，让她感到放心。他没有因为战功赫赫而忘乎所以，也没有因为执掌枢密而试图干预所有政务，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和界限，但又能在关键问题上提出极具价值的见解。
她提笔，在一张便笺上记下了几个要点：“土断试点”、“氏族志缓图”、“漕运陆绕”、“太子习政”。这些，都将成为她日后决策的重要参考。
窗外，洛阳的夏夜同样闷热，但武则天的心里，却似乎因为这份来自长安的、沉甸甸的信，而多了几分踏实和清凉。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前有北门学士为她出谋划策，起草诏令；外有李瑾这样的能臣，镇守中枢，襄赞大政。这内外相辅的格局，正是她能够稳坐帘后，统御这庞大帝国的底气之一。
“传话给长安来使，”她对侍立一旁的高延福道，“就说本宫已览梁国公书信，所言甚是，本宫会仔细参详。梁国公坐镇枢密，总理戎机，劳苦功高，亦需保重身体。”顿了一顿，她又补充道，“将本宫新得的那盒高丽参，拣上好的，让使者带回，赐予梁国公。”
“是。”高延福躬身应下，心中明了，这不仅是寻常的赏赐，更是皇后对梁国公建议的高度认可，以及对其人其事的格外看重。
信使带着皇后的回赐和口谕返回长安。李瑾收到后，神色平静，只是对着洛阳方向，郑重地拱手一礼。他知道，自己又一次通过了“考试”，并且在这场复杂而微妙的权力游戏中，为自己，也为这个联盟，赢得了一份沉甸甸的筹码。而帝国的航船，就在这内外协同、君臣（后）相得的诡异平衡中，继续破浪前行，尽管前路依旧迷雾重重，暗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