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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耗尽心力的天台大赦，如同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在波诡云谲的大唐朝局中，漾开了层层叠叠、经久不息的涟漪。
表面上看，皇帝陛下“圣体稍安”，并能“登台施恩”，自然是天大的喜讯。朝野上下，贺表如雪片般飞入宫中，称颂陛下“仁德感天”、“沉疴尽去”、“天命所归”的言辞不绝于耳。市井坊间，百姓感念大赦之恩，亦多有称颂皇帝仁慈之声。似乎那一日高台上寒风中摇摇欲坠的身影，真的预示着“天皇”陛下即将摆脱病魔，重掌乾坤。那些曾暗暗流传的、关于“只知天后、李公，不知陛下”的流言蜚语，在这铺天盖地的颂圣声中，确然暂时低伏了下去。
然而，长生殿内，又是另一番光景。强撑登台的后果，远比预想的更为严重。李治在仪式结束后便昏厥过去，被抬回寝殿后，连续数日高热不退，呓语不断，将太医院搅得人仰马翻。武则天衣不解带地守了几日，直到御医战战兢兢地禀报“热毒已退，暂无大碍，然元气大伤，需长期静养，万不可再行操劳、更不可受风受寒”，她才疲惫地揉了揉眉心，回到紫宸殿处理积压的政务。
李治再次醒来时，已是数日之后。身体仿佛被彻底掏空，连抬手的力气都微乎其微，视线模糊，耳中嗡鸣。但奇怪的是，他的精神却有一种诡异的亢奋。那日高台之上，俯瞰长安、万民仰望、亲口颁布恩诏的感觉，如同最醇厚的烈酒，在他枯竭的心田里留下了滚烫的烙印。即便此刻躺在病榻上动弹不得，那种“朕仍在位”、“朕仍可乾纲独断”的虚幻满足感，仍支撑着他，让他灰败的脸上，偶尔掠过一丝异样的神采。
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召见近臣，哪怕只是说上一两句话，听几句无关紧要的奏报。他开始对某些原本已不过问的“小事”发表意见，比如过问一下太子近日读了什么书，或者对某个边远州县的祥瑞表示一下嘉许。他甚至重新拾起了对道家炼丹术的兴趣，密令心腹宦官，暗中寻访有名望的“仙师”和“丹方”。这一切，都通过王德真或其他眼线，迅速传递到武则天的案头。
武则天对此的反应，是一种近乎淡漠的平静。她将李治这些“振作”的迹象，理解为帝王病中脆弱自尊心的最后挣扎，以及那次危险的天台之行带来的、短暂的回光返照。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对皇帝过问政务表现出警惕或抵触，反而更加“顺从”。皇帝若有指示，只要不涉及军国根本，她多半会照办，甚至会在朝会上特意提及“此乃陛下圣意”，将皇帝的“存在感”烘托得十足。但涉及官员任免、赋税调整、边防调度等核心事务，她依旧乾纲独断，只是在最终用印前，会派王德真将文书送至长生殿“请陛下过目”——至于皇帝是否有力气、有心思“过目”，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一种更高明的、带着怜悯的“架空”。她给予皇帝表面上的尊重和舞台，满足他那点可怜的表现欲，却牢牢掌控着实际的权柄。她甚至鼓励皇帝“多关心”太子学业和李瑾主持的枢密院“琐事”，仿佛在说：陛下，您就安心养病，看看书，问问家常，国事有臣妾和梁国公呢。
李治并非全然不知。他能感觉到那份“顺从”下的疏离与实质上的隔离。但他选择了接受——至少表面接受。因为他有了新的、更宏大的目标。天台大赦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他。那不仅是“彰显存在”，更是一次成功的“预演”。它证明，只要他愿意，只要他还能站起来，他依然是大唐名义上至高无上的主宰，依然能获得万民的欢呼与朝臣的跪拜。
那么，比大赦更盛大、更神圣、更能“定鼎身后名”的泰山封禅呢？李瑾描绘的那个“日月同天，二圣共治，功盖古今”的图景，如同魔鬼的呓语，日夜在他脑海中盘旋，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他开始在精神稍好的时候，让王德真找来历代关于封禅的典籍，尤其是本朝太宗皇帝当年欲行封禅而未成的记载，反复翻阅。他会在武则天来问安时，状似无意地提起：“听说兖州今年风调雨顺，是个好年景。” 或者 “泰山郡守的贺表写得颇有文采。” 甚至有一次，他握着武则天的手，望着帐顶，喃喃道：“媚娘，你说，朕若是能效仿古之圣王，行封禅大典，告成功于天地，后世史笔，会如何写朕？”
武则天每次都会温柔地回应，将话题引开，或是以“陛下龙体为重，待圣体大安，何事不可为”轻轻带过。但她的眼神深处，警惕的寒光，一次比一次锐利。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这不是一时兴起的感慨，这是野心的萌芽，是垂死之人对不朽声名的最后、也是最疯狂的渴求。而李瑾那日究竟对陛下说了什么，才会让陛下生出“封禅”、甚至“二圣同祭”这等惊世骇俗的念头？
她没有直接去问李瑾。他们之间有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在朝堂上，在涉及国政时，他们是配合无间的盟友。但在涉及皇帝，涉及最高权力归属的敏感地带，他们都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和必要的沉默。武则天只是通过北门学士，更严密地监控着长生殿的一切动向，也留意着李瑾在枢密院的一举一动。她需要判断，李瑾那个“共享”的建议，究竟是出于稳定朝局的公心，还是藏着更深的、她尚未看透的个人图谋。
朝堂之上，因为这微妙的帝后关系变化，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平衡”局面。
以许敬宗、李义府为首的一批“拥后”派官员，依旧紧紧追随武则天的步伐，但行事比以往更加“规矩”，至少在表面上，对皇帝的旨意（哪怕只是随口一提）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他们似乎得到了某种授意或暗示，不再像过去那样，公然将“天后旨意”置于“陛下圣裁”之前。
而一些原本对皇后干政心存不满、暗中同情皇帝的老臣，如刘仁轨、郝处俊等，在目睹了皇帝登台大赦的“英姿”后，似乎又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上疏时，开始有意无意地强调“陛下圣明”、“仰赖陛下乾断”，虽然实际的政务裁决权依然在紫宸殿，但这至少是一种态度，一种对皇权“回归”的期盼和声援。两派之间，少了几分以往的剑拔弩张，多了几分心照不宣的谨慎与观望。
真正处于这平衡核心的，是太子李弘和梁国公李瑾。
李弘的日子并不好过。父皇那夜的沉重托付言犹在耳，母后日益严厉的教导和越发繁重的政务见习压得他喘不过气。他仁孝，聪慧，但性格偏于文弱敏感。他既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又常常感到无力承受他们的期望。父皇似乎在“好转”后，对他过问更多，但问的多是经史诗文、圣人教诲，对他的理政建议，往往只是淡淡点头，不置可否。而母后则截然相反，她要求严格，批阅他的政务笔记时常毫不留情，对他在朝会上不够果断的表现也会私下斥责。他感觉自己像被两股方向不同的力量拉扯着，无所适从。他开始更频繁地前往梁国公府，似乎只有在温和睿智、从不给他压力的李瑾那里，才能找到片刻的放松和真正的指引。
李瑾的处境则更为微妙。他是皇帝“释怀”与“托付”的对象，是皇后在朝堂上最重要的军政盟友，也是太子依赖的师长。他像一根坚韧的丝线，维系着这三角关系中脆弱的稳定。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平衡”有多么脆弱——它建立在皇帝对身后名的渴望、皇后对实际权力的掌控、以及太子尚未成熟的现实之上，任何一方的念头变动，或是外部一个意外冲击，都可能让这平衡瞬间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