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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陆时衍的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起来。
他睡眠极浅，第一下震动就睁开了眼。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一串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本市。他盯着那串数字看了三秒，按下了接听键。
“陆律师。”对面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说话的人正用手捂着话筒，“我是老周。”
陆时衍坐起身。老周是法院档案室的管理员，干了二十年，从来不在非工作时间联系任何人。他打电话过来，只能说明一件事——出事了。
“周哥，你说。”
“档案室被人动过。”老周的声音里压着一股火，“五点半我例行巡查的时候还好好的，十点钟再去，铁柜的门锁被人撬了。别的什么都没丢，就少了一样东西。”
“什么？”
“你上周调阅过的那份破产案卷宗。苏远舟，一九九六年。”
陆时衍的瞳孔在黑暗中微微收缩。
那份卷宗他上周确实调阅过。在查导师周庭渊代理过的案件时，他发现了一个不太对劲的地方：苏远舟破产案的全部庭审记录都在，唯独缺少了最关键的资产评估报告。法院档案室的人当时给他的答复是“可能年代久远，归档时遗漏了”，给了他一份复印件，让他先看着。
现在原件丢了。
“监控呢？”
“坏了。”老周啐了一口，“档案室门口那个摄像头坏了一个月了，跟后勤报了三次，没人修。走廊里那个倒是好的，但这个时间段出入的人多，光靠鞋子和裤脚根本认不出来是谁。”
陆时衍掀开被子下床，赤脚踩在地板上。冰凉的触感让他的思路稍微清晰了一些。
“你报警了吗？”
“还没来得及。想着先跟你说一声，毕竟你调过这份卷宗，万一是跟你手上的案子有关——”
“先别报警。”陆时衍打断他，语气很冷静，“在法院档案室里丢了一份二十多年前的卷宗，这种事一旦公开，第一个被怀疑的是你自己。”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老周在这个体系里待了二十年，不用陆时衍多说，他已经想到了这一层。
“那怎么办？”
“等我过去。”
陆时衍挂断电话，从衣架上扯下衬衫，一边扣扣子一边往外走。走到客厅的时候他顿了一下，从茶几的抽屉里摸出一把钥匙，打开了玄关旁边的铁皮柜。柜子里码着整整齐齐的文件盒，每个盒脊上都贴着标签。他的手指在第三排第二格停下，抽出一个标着“苏远舟案·补充材料”的盒子。
盒子里躺着一份资产评估报告的复印件。
他上周从档案室拿到这份复印件之后，反复看了不下二十遍。报告本身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格式规范、数据详实、结论明确，但陆时衍总觉得哪里不对。那种感觉就像在一间干净得过分的房间里看到一粒灰尘——灰尘本身不奇怪，奇怪的是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今天下午他终于找到了那粒灰尘。
报告第三页的资产评估表中，有一项“无形资产评估”的数据被轻微篡改过。篡改手法非常老练，数字的改动极小，不仔细看根本无法发现。但如果把那几个数字还原回去，苏远舟的公司在那一年根本不具备破产条件。
这就是苏砚的父亲为什么会输掉那场官司。
不是经营不善，不是市场变化，是有人在评估报告上动了手脚。而那份评估报告，是由周庭渊当年所在的律所负责审核的。
陆时衍把复印件装进公文包，走出了公寓。
法院的档案室在地下一层。
陆时衍到的时候，老周正站在档案室门口，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干瘦的脸上写满了焦灼。看到陆时衍从楼梯口走过来，他把烟往耳朵上一夹，快步迎上去。
“陆律师，你来得正好。我刚才又回想了一下，晚上八点左右，有个人来过。”
“谁？”
“我不认识。穿着法院的制服，说是值班的书记员，要查一份旧卷宗。我当时在整理新入库的电子卷，没太在意，就让他自己进去了。”老周抹了一把脸，“现在想想，那人的制服不太合身。”
陆时衍没有说话，径直走进了档案室。
档案室的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声，惨白的光照着满墙的铁皮柜。被撬的那只柜子编号是B-1797，里面原本放着三十二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破产案卷宗，现在只少了一份。
“丢的只有苏远舟那一件？”陆时衍确认道。
老周点头：“我核对过三遍了。别的都原封不动。偷卷宗的人很明确，就是冲着这一份来的。其他柜子连碰都没碰过。”
陆时衍蹲下身，用手电筒照着铁柜的门锁。锁是老式弹子锁，撬锁的人用的是专业的单钩工具，锁芯里的弹珠被拨开得很干净，几乎没有留下多余的划痕。
不是临时起意的茅贼。是有备而来的，而且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
陆时衍站起身，目光扫过走廊那端的天花板角落：“走廊那个摄像头的画面，能不能调出来？”
老周把烟从耳朵上取下来，低声道：“可以。不过这个摄像头只拍到了走廊，拍不到档案室里面。而且这个时间段法院值夜班的人不少，来来去去的，光看画面很难分辨谁是谁。”
“有画面就行。”
老周带他去了监控室。监控室的屏幕上，走廊的画面被调了出来，时间轴拉回到晚上八点十五分。
画面里，一个穿着法院制服的中年男人从楼梯口走出来，步伐不紧不慢，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在经过监控区域的时候，恰好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帽檐和手机的阴影遮住了大半张脸。
“就是他。”老周指着屏幕，“八点二十分进去，八点三十五分出来。十五分钟，足够撬锁、取卷宗、离开。中间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陆时衍看着画面。那个人的步态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他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走路的方式——重心微微偏左，左肩比右肩略低，步子不大但每一步的间距都很均匀。这是一个长期伏案工作、左肩有旧伤的人才会形成的行走姿态。
周庭渊。
他的导师，就有这个特征。
陆时衍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口。他用手机截了几张监控画面，然后拍了拍老周的肩膀：“周哥，这事你先别声张。卷宗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锁坏了，已经报修了。其他的，一个字都别提。”
“可是——”
“档案室里丢了一份卷宗，传出去，首先被查的不是偷卷宗的人，而是管理档案室的人。”陆时衍看着老周的眼睛，“你在档案室干了二十年，再有三年就退休了。这三年，你打算在调查和审查中度过吗？”
老周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最终把烟叼进嘴里，没有点火，只是用力咬了一下过滤嘴。
“我知道了。”
走出法院的时候，凌晨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把陆时衍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铺满梧桐叶的人行道上。他站在路边，没有急着叫车，而是把公文包里的那份资产评估报告复印件又抽了出来，借着路灯的光重新翻看。
在报告第三页的右下角，有一行极小极淡的手写批注。用肉眼几乎看不见，他之前也是用放大镜才勉强辨认出来的。那行字写的是：“数据已核，无异常——周。”
周庭渊亲笔。
十年前，他的导师亲手审核了这份报告，签字确认了那些被篡改的数据，然后这份报告作为关键证据被送上了法庭，最终导致了苏远舟公司的破产。
而今天，有人潜入法院档案室，偷走了这份报告的原件。
陆时衍把报告放回包里，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那个标注为“苏砚”的号码。他的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停了两秒钟，然后按了下去。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陆律师。”苏砚的声音很清醒，不像是在睡觉的样子，“凌晨两点半打电话，你最好不要告诉我出了什么好事。”
“你在公司？”
“嗯。技术组刚提交了新专利的模拟数据，我正在跑模型。怎么了？”
“见面说。”陆时衍顿了顿，“你父亲的案子，有新的进展。”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五秒钟。陆时衍能听到键盘敲击声停止的瞬间，然后苏砚的声音再次响起，语气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你找到了什么？”
“见面说。”陆时衍重复了一遍，“这件事不太适合在电话里谈。”
“我发你地址。”
电话挂断。几秒钟后，一条定位消息弹了进来，地址不是苏砚的公司总部，而是一个陆时衍没去过的地方——城东的一处老小区。
陆时衍在小区门口等了一会儿，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滑到他面前。车窗摇下来，露出苏砚的脸。
“上车。”她说。
陆时衍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车里很干净，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只有一个夹在出风口的手机支架。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像是车主人在刻意保持清醒。
“这是哪里？”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苏砚发动了车子，驶入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我爸出事后，这套房子是我名下唯一没有被查封的资产。我妈用我的名义买的，挂在一个远方亲戚名下，所以没有进入破产清算。”
她停好车，按下电梯。电梯是那种老式的，速度很慢，上升时有明显的晃动感，楼层数字的显示管已经半亮不亮，有几个数字完全熄灭了。
“你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个地方？”陆时衍问。
“没有。”苏砚的声音很平淡，“连我助理都不知道。这是我的安全屋。除了我自己，你是第一个知道这里的人。”
电梯在八楼停下，门缓缓打开，露出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老旧的防盗门，门上的油漆已经斑驳，但门锁是新的——而且是市面上最贵的那一款，防撬、防钻、防技术开锁。
“所以你到底发现了什么？”苏砚打开门，按下玄关的开关。
日光灯闪了两下才亮起来。陆时衍打量着房间的布置——客厅不大，家具很少，但每一件都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没有挂任何照片，只在靠窗的位置放了一张书桌，桌上摊满了文件和数据表。显然苏砚不是第一次在这里办公。
只有一样东西不太搭。
墙角放着一个透明的玻璃展柜，柜子里只陈列了一件物品：一本泛黄的旧版《公司法》，书脊已经开裂，封面上有一行褪色的钢笔字，写着“苏远舟，一九九〇年购于新华书店”。
陆时衍收回目光，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份资产评估报告的复印件，摊在桌上。
“你父亲当年的破产案，有一份关键的资产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直接导致了法院判决公司破产。上周我调阅了这份报告的复印件，花了几天时间一项一项地核对数据。”
“你这样做，会不会被你导师发现？”苏砚问。
“他没发现。至少目前没有。”陆时衍指了指报告第三页，“问题出在这里。无形资产评估这一栏，有六项数据被篡改过。手法非常专业，改动幅度极小，如果不去逐项重新验算，根本发现不了。我把这六项数据的原始数值还原回去，重新做了一遍资产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