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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时衍这辈子见过很多证据。
血迹、指纹、账本、录音、被撕碎又粘起来的合同、被格式化又恢复的硬盘。他在法庭上拿着这些东西，逻辑清晰，条理分明，把对手逼到墙角，逼到退无可退，逼到不得不认罪。他以为自己什么证据都能冷静对待。
但他拎着一双断了跟的高跟鞋站在急诊室门外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一种证据他处理不了。
就是这双鞋。
左脚的鞋跟断了一半，断口参差不齐，不是被利器割断的，是侧向受力过大硬生生折的。他回想了一下——苏砚扑向他的时候，身体是斜的，重心偏移，全身的重量加上扑出去的加速度全都压在了左脚上。八厘米的细跟承受不住那股力道，折了。断掉的那一截还留在法院庭审区第七排座位的过道上，法警清理现场的时候应该会把它扫进垃圾桶。
右脚的鞋是完整的，但鞋面上全是灰，鞋尖磨掉了一块皮。鞋底沾着大理石地板上不知谁洒的咖啡渍，已经干了，变成一块褐色的斑点。
陆时衍坐在急诊室走廊的塑料排椅上，把两只鞋并排放在旁边的空座上。鞋跟断掉的那只歪倒了，他又把它扶正，扶了好几次，一松手又歪。
他觉得这个画面很荒谬。
一个穿了十年定制西装、袖扣都按颜色分门别类的男人，凌晨一点坐在医院走廊里，反复跟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较劲。走廊的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医用酒精的混合气味，头顶的灯管不时发出细微的电流声。
“你应该去清洗一下。”
护士从护士站出来，递给他一包酒精棉片。护士大概四十来岁，脸上没什么特别的关切，有的只是一种标准职业素养下的点到为止。
陆时衍接过棉片，低头看了看自己西装的袖口。血已经干了，变成深褐色，边缘结了一层薄薄的痂，抠一下能整块剥下来。他没去擦，反而问了护士一个问题。
“她怎么样？”
“肩胛骨下方软组织贯通伤，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缝了十二针。失血量不算大，生命体征平稳。麻药过了会疼，别的没什么。”
“会留疤吗？”
护士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很清楚——你是她什么人？
“律师。”陆时衍说。
护士的表情从“懂了”变成了“不太信”，但职业素养让她没有追问。查房记录上写的是“代理人”，也确实没什么毛病。她转身走了，橡胶鞋底在走廊地板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陆时衍继续坐在排椅上，继续看着那双鞋。
他不是没见过苏砚穿高跟鞋。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每一次庭审她都穿高跟鞋——八厘米的细跟，鞋面和鞋底之间只有一根比筷子还细的金属钉撑着。鞋底走在大理石地板上，每一步都踩得极稳，从走廊尽头走到法庭门口，节奏像节拍器一样均匀。他不止一次想，这个女人走路的时候重心在哪？怎么从来不晃？
直到此刻他蹲在地上看断了跟的高跟鞋断面，才忽然发觉——她不是不晃，是把所有不该晃的瞬间都藏住了。她就像这双鞋，底下是细到极致的支撑，面上是从不褶皱的光亮，断也只断在看不见的内部。
就像每次庭审中场休息，她会独自走进洗手间，十分钟后再出来——妆容重画，唇色鲜明，脊背比开场时挺得更直，下颌线和法庭穹顶上的石膏浮雕连成一个毫不妥协的直角。他过去以为那是好强，如今对着断成两截的鞋跟根部，才发觉那是她在补自己的“跟”。
“陆律师。”薛紫英的声音从走廊另一头传来。
陆时衍抬起头，看见她拎着水果篮，站在走廊尽头的自动贩卖机旁边。水果篮里装着苹果和橙子，还有几根香蕉斜插在篮子边上，看着是医院门口水果店里最畅销的那种标准化探病套餐。她的大衣领子立着，头发有点乱，像是在风里走了不短的路。
“你怎么来了？”
“看了新闻。”薛紫英走过来，把水果篮放在排椅下面，然后在他旁边坐下来，中间隔了一双断了跟的高跟鞋，“法院枪击案，头条。新闻标题是‘千亿专利案庭审遭袭击，女企业家舍身挡枪’。评论区都在骂安保，还有人在猜你和苏砚的关系。”
“你怎么猜的？”
“我不用猜。”薛紫英说，“我认识你十年了。你这个人，西装上沾一滴酱油都会中途离席去换一套。现在你浑身上下全是血，坐在急诊室门口不走。这说明两件事——第一，这些血不是你的；第二，这些血的主人在你心里的分量，比你的西装重。”
陆时衍没有接话。他把酒精棉片撕开，擦了擦手背上的血渍。动作很慢，像是头一回做这种事，指腹打了好几次滑才把血痂完全软化。手背上的血擦掉之后，指甲缝里还有一些干涸的血丝，他把棉片叠成尖角，一根一根指甲地抠。
薛紫英在旁边安静地看着。她见过陆时衍的很多种样子——法庭上口若悬河的，谈判桌上不动声色的，被导师表扬时矜持微笑的，还有很多年前两个人还在一起的时候吃她做的焦糊煎蛋还面不改色的。但她从来没见过陆时衍用叠成小块的酒精棉片给自己擦手，更没见过他对着指甲缝里干涸的血丝发呆。
“她的鞋。”薛紫英指了指那只歪倒的高跟鞋。
“断了。”
“我看到了。”薛紫英把那只鞋拿起来，仔细看了看断口，“鞋底标签上印着两个字，看见了吗？”
她把鞋底翻转过来，标签上果然有两个银色的小字，字迹已经快磨没了，但在某个角度迎着光还能辨认出来——“死扛”。
陆时衍看了很久。
这两个字不像品牌名——任何一个高档女鞋品牌都不会把这种字眼印在鞋底标签上。更像是定制款的内侧刻字，或者是她自己用银色马克笔写上去的。
“以前我去她公司做合规审查的时候，”薛紫英说，“她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就写了这两个字。我问她是什么意思，她说——高跟鞋的鞋跟那么细，不扛着，早就断了。”
她把鞋放回排椅上，动作很轻，像是怕弄疼什么人。
“她扛了太多年了。现在鞋跟断了，人躺里面了，你在外面。”薛紫英站起来，拍了拍大衣上的褶皱，“这说明什么？说明接下来，该你扛了。”
陆时衍抬起头，正要说什么，手机突然响了——刺耳的铃声在寂静走廊里像警报，刚才处理血渍时顺手搁在排椅上的手机屏幕亮得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