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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嘴唇在动，声音很低，像在对自己说话。“姐，”他说，“我终于明白了。”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坐在那里，像是要用那道沉寂把剩下的句子都咽回肚子里。
然后他忽然笑了一下，笑声短促而干涩，像一段被掐断的磁带。那笑声在空旷的监室里反弹了一下，很快就被墙壁吸收干净，没有留下任何回响。
他想起徐英子。想起她最后一次回家时站在门口没有脱鞋，想起她低着头说“没事”，
想起她手臂上的淤青。
那时他以为自己还能替她做些什么，以为只要找到证据、找到人证、找到愿意听她说话的人，就能让事情回到正轨。
但此刻他坐在看守所里，反倒想通了——他的姐姐在那个夜晚跳下去之前，或许已经独自一人经历了许多个这样的时刻，站在一扇打不开的门前，看不到任何希望，独自完成了这场漫长的领悟。
他低下头，卷起袖口，目光落在自己手腕那道被手铐勒出的红痕上，那道痕迹还没有完全消退，像是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会陪着他走进下一个五年。
“五年。”他重复了一遍那个数字，像是在确认它的发音和重量，然后没有再说下去。
……
与此同时，凌晨的绿藤市法院门口，路灯把台阶上的地砖照出一层灰白的光。
夜风从街道尽头吹过来，吹动横幅边角，发出细小的声响。
玛莎拉蒂案的受害者家属们站在那里，有人靠着台阶边缘蹲着，有人站在横幅一侧扶着竹竿，有人把手机架在台阶旁边，屏幕亮着，显示正在直播。
蹲在台阶边缘的中年女人穿着一件深色外套，外套前襟有一处已经洗得发白的痕迹，那是反复搓洗后留下的印记。
她低着头，手搭在膝盖上，掌心里攥着一张照片，边缘已经有些磨损。
她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男人，穿着一件旧夹克，扶着横幅的一角，目光落在手机屏幕边缘的弹幕上。
……
“三年了。”年轻男人开口时声音不高，像是说给旁边的人听，
“三年了，案子还在检察院压着，连个开庭的消息都没有。我们跑了几趟检察院，每次都说‘还在审查’。”
他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那些对话中的每一个字，
“三年前他们说一个月，后来变成三个月，后来变成‘等通知’，后来又变成‘正在走流程’。流程走了三年，走到哪里去了？走到法院门口来了，走到我们站在这拉横幅了。”
蹲在台阶边缘的中年女人抬起头，目光落在手机屏幕上那行正在滚动的弹幕上：“我和我儿子，一个当场死了，一个抢救过来也废了。他们就判了一个无期。判就判了，还拖了三年才判。三年时间，够一个婴儿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够一个人读完一个大学，够一栋楼从地基盖到封顶。他们就用这三年时间，把一条人命、一个家庭，硬生生拖到没力气再喊了。”
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带着被碾过多次的痕迹，
“三年了，我头发白了一半。我儿子现在还在康复医院，连自己吃饭都还做不到。肇事者呢？听说在监狱里过得比我们家还好，听说能看书、能看电视、能吃上热饭。”
……
年轻男人叹了口气，转向手机镜头，声音不大：“我们不是非要判死刑，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结果。但公平这两个字，在绿藤好像得先交钱才能用。”
弹幕滚动了几行，他低头扫了一眼，没有回应。
远处的天际线正在缓慢地变亮，但法院门口的路灯还没有熄灭，在灰蓝色的晨光中依然亮着，像一盏不该亮着却还在亮的灯。风把横幅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去，落在他们身后那道紧闭的玻璃门上。
……
同一时间，绿藤市某栋居民楼里，女婴案的家属坐在客厅沙发上，面前摆着一摞复印好的病历材料和鉴定报告，边缘已经有些卷起。
“我女儿才五个月……一场小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