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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结束。刘智微微鞠躬。台下静默了片刻，随即响起了礼节性的掌声，不算特别热烈，但也不冷清。许多听众，尤其是那些来自非西方传统医学背景或对整合医学感兴趣的学者，露出了思索和感兴趣的表情，开始与邻座低声交谈。前排几位学者则快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主持人上台，简要总结并表示感谢，然后进入了提问环节。
几乎是主持人话音刚落，查尔斯教授便第一个举起了手。他的动作很快，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主持人示意他提问。
查尔斯教授站起身，没有使用面前的提问话筒，而是直接提高了嗓音，确保全场都能听清。他脸上早已没了茶歇时的轻蔑冷笑，换上了一副严肃的、仿佛在进行学术审查般的表情。
“刘博士，感谢您的演讲。我必须承认，您的陈述很有条理，案例展示也很……生动。”他的开场白听起来像是恭维，但语气却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然而，作为一名致力于遵循科学方法的临床研究者，我不得不对您整个理论框架的基础，提出根本性的质疑。”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看向台上的刘智，语速加快：“您整个辨证体系，建立在‘阴阳’、‘五行’、‘气’这些概念之上。请问，这些概念，有任何客观的、可重复的物理或化学定义吗？‘气’是什么物质？它的流量、压力如何测量？‘阴虚’和‘阳虚’在细胞分子层面有何区别？‘肝火’和‘心火’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
他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抛出，每一个都直指中医理论的“软肋”——在现代实证科学框架下的“不可测量”和“不可证伪”性。会场内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刘智，等待他的回答。一些原本对刘智演讲内容抱有同情或兴趣的学者，也露出了担忧的神色。查尔斯教授的问题虽然尖锐，但在科学范式下，确实难以回避。
查尔斯教授似乎很满意自己制造的效果，他微微抬起下巴，继续道：“您提到了一些量表数据和初步的生理指标，试图将您的‘证型’与现代医学概念挂钩。这很有趣，但请允许我指出，这更像是事后的、牵强的附会，而非基于明确生物学机制推导出的假说验证。您如何排除安慰剂效应？如何控制患者期望和医患互动带来的偏倚？您展示的所谓‘疗效’，在我看来，更可能源于非特异性的心理效应、生活方式的调整，或者干脆是疾病的自然病程波动！”
他的声音在安静的会场里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感：“科学医学的核心在于可验证性、可重复性。而您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恕我直言，更像是一种前科学时代的、充满隐喻和主观臆断的哲学思辨，或者……文化信仰。用它来指导复杂疾病的治疗，是危险的，是对患者的不负责任。将这样的内容放在如此严肃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个人认为，是极其不恰当的。”
这番质疑，比茶歇时更加系统、更加尖锐，也更具攻击性。它不仅仅针对刘智的具体研究，更是从根本上质疑中医作为一门“医学”的科学性。会场内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而微妙。支持查尔斯观点的人微微颔首，露出赞同的表情；中立者则更加好奇刘智将如何应对；而少数了解或对中医有好感的学者，则皱起了眉头，但似乎也难以立刻找到有力的反驳点。
所有的目光，再次聚焦在讲台上那个穿着中山装、提着藤箱的东方医生身上。聚光灯下，刘智的身影显得有些孤单，但他的背脊依旧挺直，脸上依旧没有慌乱，只有一片沉静的专注。他知道，真正的硬仗，现在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