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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四日，清明。
上海的天空从早晨开始就是灰蒙蒙的，铅灰色的云层低垂，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和远处飘来的烧纸钱的味道。弄堂里比平时安静许多，老人们一早就提着篮子去郊外扫墓了，留下空荡荡的巷子和偶尔几声犬吠。
陈默照常去包子铺上班。今天店里生意清淡，来吃早饭的人少了一半。方老板说，清明时节，很多人回老家扫墓，或者在家祭祖，不出来吃早饭了。李姐一边包包子一边念叨着她老家安徽的清明习俗：插柳、踏青、吃青团。王姐不说话，只是默默揉面，眼神有些飘远，大概也在想家乡的亲人。
陈默听着这些，心里泛起一丝说不清的滋味。他来上海快一个月了，还没给父母上过坟。老家太远，路费太贵，他回不去。只能在心里默默祭奠。
下午收盘后，他去了营业部。大厅里人也少了许多，行情板前稀稀拉拉站着十几个人，说话声都比平时低。清明时节，连股市都显得肃穆了几分。
他走上二楼，推开杂物间的门。老陆今天没坐在桌前，而是蹲在墙角，面前摆着一个旧木箱，正在翻找什么。木箱很老，深褐色，边角包着铜皮，已经锈蚀成绿色。
“陆师傅。”
老陆抬起头，脸上有些灰尘：“来得正好，帮我搬一下这个箱子。”
陈默走过去，和老陆一起把箱子搬到桌前。箱子很沉，抬起来时里面的东西哗啦作响。放到桌上后，老陆用抹布擦掉灰尘，打开了箱盖。
箱子里东西很杂：旧报纸、笔记本、文件袋、几本书，还有一些零碎物品——一支坏掉的钢笔、一个生锈的徽章、几张褪色的照片。最上面放着一件折叠整齐的红色马甲。
陈默一眼就认出了那红色——和他在交易大厅看见的红马甲一样鲜艳，但眼前这件显然旧得多，布料已经发白，胸前口袋边缘磨损得起毛，背后的白色编号也有些模糊了。
老陆拿起那件红马甲，摊开在桌上。编号清晰了：027。
“027号。”老陆的手指轻轻拂过那个数字，动作很慢，像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瓷器，“上交所第一批红马甲，1990年12月19日，我穿的。”
陈默屏住呼吸。虽然早有猜测，但听到老陆亲口说出来，还是感到一阵震撼。眼前这个清洁工，这个在杂物间里默默画图的老人，竟然是中国股市最早的那批交易员之一。
“您……为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问。
“为什么在这里扫地？”老陆替他说完，把红马甲重新叠好，放回箱子里，“因为有些人适合在前台，有些人在后台。我属于后台。”
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相框，递给陈默。相框里是张黑白合影，十几个人站成两排，都穿着崭新的红马甲，背后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牌子。照片已经泛黄，但还能看清每个人的脸。前排中间是个年轻人，眉眼间有老陆的影子，但更年轻，更锐利，眼睛里有一种现在老陆没有的光芒。
“这是开业那天拍的。”老陆指着照片上的自己，“那时候我三十八岁，刚从财经学院调到交易所筹备组。他们说我有经验，懂规则，让我带第一批交易员。”
陈默仔细看着照片。每个人都站得笔直，表情严肃中透着兴奋。那是历史的瞬间，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件开创性的事情。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老陆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交易规则是参照香港和台湾的，交易系统是请深圳的技术人员帮忙搭的，红马甲是临时找服装厂赶制的。连开业时间都是反复斟酌——12月19日，没什么特别含义，就是觉得年底前得开起来。”
他从箱子里又拿出一沓文件，是手写的交易规则草案，上面有各种修改痕迹和批注。纸张已经发脆，边缘卷曲。
“这些是我写的。”老陆翻着那些文件，“T+0交易，涨跌幅限制，集合竞价规则……很多现在还在用，有些改掉了。当时争论最多的是要不要设涨跌停板。有人说要保护投资者，有人说要市场自由。最后定了5%，后来又改到10%。”
陈默听着这些内幕，感觉像在听一本活历史书。他在书上看到的是冷冰冰的规则，而老陆讲的是规则背后的人，是那些争论、妥协、权衡。
“开业那天很顺利。”老陆继续讲，“第一笔交易是电真空，成交价365.70元。整个交易大厅都沸腾了，我们这些红马甲互相握手，庆祝。那天晚上聚餐，大家都喝多了，说中国股市的春天来了，说我们要创造历史。”
他的声音停顿了一下，眼神看向窗外，仿佛穿透了墙壁，回到了那个夜晚。
“然后呢？”陈默轻声问。
“然后就是1991年。”老陆收回目光，从箱底拿出一份报纸，是1991年2月的《上海证券报》，头版头条是《股市过热引发监管关注，专家呼吁理性投资》。
“市场太热了。”老陆指着报纸，“豫园商城涨到一万多，真空电子一天能涨20%，营业部门口排队的人从早到晚。大家都疯了，觉得买了就能赚。我们这些交易员也忙疯了，每天接单接到手软。”
他翻开报纸内页，上面有一篇报道，讲的是某营业部发生骚乱，因为行情变动太快，委托单没及时处理，股民砸了柜台。
“市场热，问题就多。”老陆说，“交易系统经常死机，委托单堆积如山，电话打不通，股民情绪激动。我们穿着红马甲，坐在交易大厅里，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听着电话里焦灼的声音，压力很大。”
他又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里面是手写的交易记录，密密麻麻的数字，旁边有备注：“客户投诉未成交”“系统延迟导致损失”“营业部要求赔偿”……
“最严重的一次是1991年6月。”老陆翻到笔记本中间一页，“那天大盘暴跌，很多股票跌停。委托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全是卖单。系统处理不过来，有些单子延迟了十几分钟才成交。等成交时，价格又跌了一大截。”
他指着一条记录：“这个客户，早上委托卖出电真空，委托价是市价。按规则应该立即成交，但因为系统延迟，实际成交价比委托时低了8%。客户损失了两千多块，来交易所闹。”
“后来呢？”
“后来交易所赔了钱，息事宁人。”老陆合上笔记本，“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怀疑。怀疑这个市场是不是太急了，怀疑我们这些规则是不是太粗糙，怀疑这些红马甲是不是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责任。”
房间安静下来。窗外传来楼下保安巡逻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老陆从箱子里拿出最后一件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他抽出里面的东西，是几张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上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穿着白衬衫，站在复旦大学门口，笑容灿烂。另一张是同一个少年，穿着红马甲——不是交易所那种，是证券公司营业部的红马甲——站在行情板前，表情兴奋。
“我儿子。”老陆的声音第一次有了明显的波动，“1991年考上复旦金融系。他说要子承父业，要成为最优秀的交易员。”
陈默看着照片上的少年，想起老陆之前提过的只言片语。一个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一个悲剧的结局。
“他大一开始炒股。”老陆把照片放回信封，“用我教他的知识，用我给他的钱。开始赚了点，觉得自己是天才。1992年初，他看中一只股票，把所有钱都投进去，还跟同学借了钱。”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他不会再说下去了。
“那只股票就是飞乐音响。”老陆终于说，“他在33块的时候全仓买入，说看到40块。买完第二天，价格开始跌。他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止损。他说再等等，会反弹的。”
“然后一路跌到30块，他扛不住了，卖了。亏了三分之一的本金。”老陆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陈默心上，“但他不服气，觉得是运气不好。又借钱，换了一只股票，是延中实业。”
陈默心里一紧。又是延中实业，老宁波深陷其中的那只“妖股”。
“这次他‘学聪明’了，设了止损。”老陆苦笑，“但真跌到止损位时，他没执行。想着‘庄家洗盘’，想着‘内幕消息’，想着‘再等等’。结果越等亏得越多，最后……”
他没有说下去，但陈默已经明白了。老宁波的今天，就是老陆儿子的昨天。
“他亏了多少？”陈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