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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悄然流转，咸亨五年的春寒，比往年更为料峭。东宫丽正殿的书房中，炭火依旧烧得旺，却似乎驱不散李弘心头的阵阵寒意。他面前摊开的奏疏，是御史台弹劾同州（治所今陕西大荔）刺史裴某的本章。罪状列了七八条，多是“苛敛于民”、“用人唯亲”、“治下冤狱”等常见罪名，但其中一条，却让李弘眉头紧锁——“强占民田，逼死农户”。
奏疏附有粗略的调查，言裴刺史为扩建自家庄园，以低价强购民田，一农户不从，反被诬陷盗抢，锁拿入狱，不久即“病亡”狱中。其妻申告无门，投水自尽，留下老母幼子，境况凄惨。此事在当地已激起民愤。
李弘看得心头火起，提笔在旁批道：“若所奏属实，裴某行同豺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当交有司严查，按律重惩，并抚恤死者家属，以安民心。” 批罢，犹自愤懑，对侍坐的太子左庶子张大安道：“张师傅，朝廷命官，牧守一方，本当爱民如子，岂可如此倒行逆施！此等酷吏，必严惩不贷！”
张大安年近五旬，是位以儒学、史学着称的官员，性格较为持重。他接过奏疏看了看，捻须道：“殿下仁心，嫉恶如仇，实乃万民之福。然御史风闻奏事，未必句句属实。同州裴刺史，臣略有耳闻，出身河东裴氏，为官素有能名，去岁同州粮赋，完纳甚速，颇得上考。此事……或另有隐情，亦未可知。且裴氏在朝在野，颇有人望。依臣愚见，殿下批语，是否稍显急切？不若先批‘着有司勘实，再议’？”
李弘闻言，激动道：“张师傅！强占民田，逼死人命，此乃大恶！若因他是世家子弟，或颇有能名，便可纵容，那国法何在？公道何存？我读圣贤书，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君者，自当为民做主！此事证据虽未确凿，然既有此告，岂能不闻不问，含糊了事？我意已决，当请母后严查！”
见太子态度坚决，张大安不好再劝，只道：“殿下心系黎民，臣感佩。只是……”他迟疑了一下，低声道，“殿下批阅奏疏之见，终究需呈报皇后殿下定夺。皇后殿下执政，于吏治尤为看重，或有更周全考量。”
李弘听出张大安话中婉转的提醒，眉头微皱，但并未改变主意，将批注好的奏疏放在一旁，准备稍后一并送入宫中。
午后，批阅过的奏疏摘要被送至延英殿。武则天在处理完紧急军务后，开始翻阅太子今日的“功课”。看到那份关于同州刺史的弹章及李弘的批注时，她的眉头微微蹙起，但并未立刻发作。她将那份奏疏单独抽出，又仔细看了一遍御史的弹劾内容和李弘的批语。
“弘儿……”她低声自语，指尖在李弘那略显激愤的字迹上轻轻划过。嫉恶如仇，心系百姓，这是仁君的潜质。但为君者，仅有仁心，远远不够。
次日，李弘被召至延英殿。武则天没有像往常那样让他看新奏疏，而是将那份弹章推到他面前。
“弘儿，你对此案，坚持己见？”她的声音平静，听不出喜怒。
李弘躬身道：“回母后，儿臣以为，若查证属实，裴某罪大恶极，当依律严惩，以儆效尤，并抚恤苦主，以彰朝廷公道。”
武则天看着他，缓缓道：“你能明辨是非，心存怜悯，这很好。但治国理政，尤其是处置官员，需权衡全局，不可只凭一腔义愤。你可知这裴刺史是何人？”
“儿臣略知，乃河东裴氏子弟。”
“河东裴氏，自西魏、北周以来，便是关陇着姓，与本朝皇室、诸多勋贵联姻，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同州地处京畿，裴某在此任刺史，岂是无因？”武则天语气转冷，“御史弹劾，未必无因，然‘强占民田，逼死人命’八字，分量极重。你批‘按律重惩’，可曾想过，若查无实据，或事出有因，并非如此严重，你当如何？若因此引发裴氏及其关联势力不满，甚至串联抵制朝廷政令，又当如何？”
李弘怔了怔，他确实未想那么深，只觉善恶分明，当断则断。“母后，若因顾忌其家世，便纵容贪酷，那国法威严何在？天下百姓又将如何看待朝廷？”
“国法自然要维护，贪酷也必惩。”武则天语气斩钉截铁，“但需有实据，需有策略。你可知，我已命刑部、御史台各遣精干员吏，密赴同州，暗中查访？非但要查裴某是否强占逼命，亦要查那‘苦主’底细，查御史因何上此弹章，查同州其他官吏对此事态度，甚至要查裴某在任期间，政绩如何，有无其他劣迹或善政。待证据确凿，各方情形了然于胸，再作处置，或严惩，或轻责，或调离，方能既正·国法，又安人心，亦不至激起不可控之波澜。”
她看着儿子有些发白的脸，语气稍缓：“你以为，为娘执政，便可不顺心意为所欲为吗？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置一个刺史，尤其是有背景的刺史，需考虑朝局平衡，考虑世家反应，考虑地方稳定。雷霆手段，需在握有确凿证据、权衡利弊之后。一纸批文容易，但引发的后果，或许远超你所想。你批‘严惩’，痛快是痛快，但若打草惊蛇，让裴某有了防备，销毁证据，或串联朝中力量反扑，使得调查受阻，甚至引发更大风波，岂非事与愿违？届时，真正的冤屈未必能申，朝廷威信反而受损。”
李弘沉默了。母亲的思虑，远比他要深远、复杂，也……冷酷。在他心中非黑即白的事情，在母亲那里，却充满了灰色的权衡与算计。
“可是，母亲，”他抬起头，眼中带着一丝困惑与坚持，“若事事皆需如此权衡顾忌，那正义公道，何时才能伸张？那被逼死的百姓，其冤屈难道就要在权衡中拖延、淡化吗？圣人有云：‘见义不为，无勇也。’”
武则天看着儿子眼中那近乎执拗的纯善光芒，心中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是欣慰？还是失望？或许兼而有之。她希望儿子仁德，但绝不希望他成为一个只有仁德、不识时务、不懂权变的君主。那样的君主，在这虎狼环伺的朝堂，在这偌大的帝国，是坐不稳江山的。
“正义需伸张，但需有智慧、有策略地伸张。”武则天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鲁莽的正义，有时反而会害了你想保护的人，坏了更大的局面。此事我自有主张，你不必再过问了。你的批注，我会让中书舍人重新拟定。”
李弘垂下头，双手在袖中微微握紧，低声道：“是，儿臣……明白了。” 但他心中那点灼热的东西，似乎被浇上了一盆冷水。他感到一种无力，还有一种淡淡的疏离。母亲的道理，他无法反驳，但那似乎不是他内心信奉的、圣贤书中所讲的道理。
这次小小的冲突，似乎只是一个开始。此后，类似的情形屡有发生。李弘看到受灾奏报，主张立即大开仓廪，全力赈济；武则天则要考虑国库储备、漕运能力、防止灾民聚集生变，主张分级、分地、分时赈济，并以工代赈为主。李弘听闻某地有孝子为母申冤，感动不已，主张朝廷旌表，破格录用；武则天则要查证其事迹真伪，考量其才学是否堪用，避免因一人之“孝”坏了选官法度。李弘读史，常感慨于太宗皇帝虚怀纳谏，与魏征君臣相得；武则天则更看重太宗运筹帷幄、制衡朝堂的权术与果决，提醒他“兼听则明”固然重要，但“乾纲独断”亦不可少，君主不可被臣下意见左右，需有自己主见。
每一次，李弘都能从母亲那里学到更实际、更周全的考量，但每一次，他心中那种理想化的政治图景，与现实冰冷的政治运作之间的裂痕，就加深一分。他开始感到疲惫，甚至有些畏惧与母亲讨论政务。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蹒跚学步的孩童，在母亲那双能看透一切、掌控一切的目光注视下，总是显得笨拙、天真、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