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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得来终觉浅。”武则天放下文章，对许敬宗和卢承庆道，“科举取士，文章固是根本，然治国需实干之才。今科策问，可多涉及时务，如漕运、边备、刑狱、农桑，观其见识格局，而非仅以骈俪文采定高下。主考官人选，务必选用公正博学、不囿于门户之见者。本宫要的，是能办事的进士，不是只会吟风弄月的书生。”
“殿下明见。臣等必当谨遵。”两位重臣连忙应下，心中对皇后取士的标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数日后，数道由武则天亲自过目、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从宫中发往各地及有关部门，在朝野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
其一，曹州刺史王珪，因“治绩平庸，有负圣恩”，罢刺史职，左迁为灵州别驾。此令一出，不少靠着门荫混日子、政绩平平的官员都感到脖颈一凉。
其二，一批在地方任上政绩突出的官员得到越级提拔。如原清河县令，因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使一县仓廪充实，擢升为沧州刺史；原华州司马，因明察秋毫、屡破疑案，调任刑部员外郎；原汴州参军（接替被查的李怀远者暂代），因在清查田亩、抑制豪强中表现刚直，被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这些人大多出身中等或寒门，凭着实干一步步升上来，此次得到重用，无不感激涕零，誓言效忠。
其三，关于科举的诏令明确，今年策问将加重时务策分量，并令主考官、阅卷官“务求实学，毋以浮华定去取”。这给了许多有真才实学、但不擅长华丽词章的寒门士子更多希望。
开春之后，咸亨四年科举如期举行。放榜之日，杏园喧闹。状元果真是并州杨炯，榜眼是宋州宋璟，探花则是陕州姚崇。三鼎甲之中，宋璟、姚崇皆以时务策见解精深、文风朴实切用而备受称道，尤其是姚崇，其答策中关于边务、财政的见解，据说深得帘后赏识。
按例，新科进士们需参加吏部关试（注：唐代科举中第后还需经吏部考试方能授官），然后等候授职。这一次，他们的命运与以往似乎有些不同。吏部的授职建议呈送到武则天面前时，她做了不少调整。
状元杨炯，文才飞扬，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清贵而不失体面，符合惯例。而榜眼宋璟，则被直接授予京兆府司录参军，这是一个负责京城刑狱、户籍等重要事务的实权职位，品级虽不算极高，但位置关键，极能锻炼人。探花姚崇，授职更令人意外——大理寺评事。大理寺掌刑狱复审，评事负责详断案件，需要精通律法、明察秋毫，这显然与姚崇在策问中表现出的干练和洞察力有关。
这还不止。武则天还特意从新科进士及往届有才名但未得重用的官员中，选拔了十余人，授予“监察御史里行”、“拾遗”、“补阙”等官职。这些官职品级不高，但权限不轻，有风闻奏事、监督百官之权，且常在御前行走，易于升迁。这十余人，大多出身寒微或中等家族，锐意进取，且对皇后破格提拔感恩戴德。
姚崇、宋璟等人入朝谢恩那日，武则天在紫宸殿侧殿（未垂帘，以示对新进之士的礼遇）接见了他们。她并未多言，只是勉励他们“恪尽职守，清廉自守，以所学报效国家”，但那份沉静威严的气度，和清晰明确的期望，已足以让这些年轻官员心潮澎湃，感到遇上了明主。
李瑾在枢密院也听说了这些人事变动。他放下手中的军报，对前来议事的兵部侍郎郭待封（已调回中枢）淡淡道：“皇后殿下，这是在为将来布局了。”
郭待封点头，低声道：“国公明见。擢拔干才，尤其是寒门才俊，既能收天下士子之心，又能制衡朝中盘根错节的世家势力。姚崇、宋璟等人，皆非池中之物，假以时日，必成栋梁。只是……如此大刀阔斧，恐招致一些旧族不满。”
“不满又如何？”李瑾目光投向窗外渐绿的柳枝，“治国需才。有能者上，平庸者下，天经地义。只要行事公允，于国有利，些许物议，翻不起大浪。皇后殿下……深谙用人之道啊。”他语气平静，听不出太多情绪。
他明白，这不仅仅是用人，更是植根。武则天正在将自己的影响力，通过这批她亲自选拔、破格提拔的年轻官员，深深植入帝国的官僚体系之中。他们现在官职不高，但身处关键位置，充满朝气，未来可期。假以时日，他们将成为她最坚实的拥护者和执政基础，逐渐取代那些暮气沉沉、与世家利益捆绑过深的旧官僚。
朝堂之上，因这些人事变动引发的涟漪渐渐扩散。有人暗喜，有人忧惧，有人冷眼旁观。但无论如何，一种新的气象，伴随着这批年轻官员的登场，开始在帝国的肌体中萌发。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已被一双洞悉一切的眼睛选中，将成为未来数十年帝国政坛上耀眼的新星，而那双眼睛的主人，正高坐于帘幕之后，冷静地编织着她的权力与人才之网。
“用人之道，在明。明其才，用其长，知其心，御其力。”这是后来一位史家对武则天用人策略的评价。而此刻，这张大网，才刚刚开始编织。姚崇、宋璟，这些在历史上将留下赫赫名声的人物，他们的政治生涯，就在这个春天，因一位女人的赏识和提拔，悄然拉开了序幕。与此同时，另一些人的命运，也在这“明”与“不明”之间，悄然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