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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茹似乎完成了最后的心事，长长地、极其缓慢地吁出了一口气，目光渐渐涣散，望向那破旧的、结着蛛网的房梁，仿佛要穿透这陋室的阻碍，望向南方，望向那片丈夫最终陨落的海峡。
“文渊……我……来了……”她嘴角牵起一丝极其微弱的、近乎虚无的笑意，带着无尽的思念与解脱，缓缓闭上了眼睛。那只一直紧握着儿女的手，无力地垂落下来。
一九五八年春寒料峭时，林婉茹，这位默默承受了太多苦难与不公的女性，在湘潭乡下的寒舍中，溘然长逝。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只有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和闻讯悄悄赶来的、少数几位尚存情谊的老战友，在一片肃穆与悲愤中，将她安葬在一处可以遥望南方的荒僻山坡上。
也就在林婉茹病重与离世的这段日子里，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浪潮已初现端倪，各种口号与运动开始席卷全国。而针对像谢家这样的“历史复杂”家庭，政策时而严苛，时而又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号召下略显松动。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谢继远带着妹妹，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和那几件珍贵的遗物，找到了当年母亲托付他们时提到的那位湘潭老战友——如今在本地供销社担任副主任的赵德明。赵德明看着故人之后，看着林婉茹的骨灰，这位经历过长征的硬汉也不禁老泪纵横。他冒着风险，收留了兄妹二人，并将林婉茹生前省吃俭用、甚至变卖仅有的一点首饰积攒下来，作为“最后党费”的一个小布包，郑重地交还给谢继远。
“你们母亲……是真正的党员！”赵德明声音哽咽，“她相信组织，你们也要相信！好好活下去，活出个人样来，才对得起他们！”
就在谢家兄妹在赵德明的暗中照拂下，艰难适应着失去双亲后的生活时，一九五八年的初夏，一份来自北京的、盖着国务院鲜红大印的文件，几经周转，终于抵达了湘潭，并送到了相关部门的案头。文件标题是：《关于追认谢文渊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这份迟来了三年的正式追认，虽然无法完全洗刷掉某些人强加在林婉茹身上的污名，也无法弥补孩子们失去父母的创伤，但它终究以国家名义，为谢文渊轰轰烈烈、鞠躬尽瘁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官方认定的、光荣的**。这纸文件，也像一道微弱的光，照进了谢继远和谢晓霜灰暗的生活，让他们在迷茫与困顿中，重新感受到了那份来自父辈的、沉甸甸的荣光与责任。
寒梅已然落尽，但深埋于冻土之下的根茎，却孕育着在下一个春天破土而出的力量。谢继远抚摸着父亲那枚冰冷的黄埔佩剑，由组织辗转归还，望着南方，心中一个模糊而坚定的念头开始生根发芽——他要继承父母的遗志，去他们战斗过、牺牲的地方，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个人的命运在其中沉浮。逝者已矣，而生者，注定要背负着记忆与期望，踏上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