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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贵的死，如同一瓢冰水，浇熄了行动组初获突破的短暂炽热，留下的是刺骨的寒意与更加胶着的迷雾。安全屋内的空气仿佛都凝滞了，只有电台偶尔传来的电流嘶嘶声，证明着外界的联系未曾中断。大规模搜捕的命令在最后一刻被按住，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隐蔽、更为耐心的布控与观察。打草惊蛇已成定局，现在要做的，是判断蛇受惊后会向哪个方向游动，以及，是否会惊动那条更深处的“鲶鱼”。
谢文渊的公开身份——“谢振华”这个化名，随着茶楼事件，已然暴露在敌特的视野中，无法再用于直接的“钓鱼”。他被严格限制在安全屋内，从台前的“诱饵”，转为幕后的分析者与等待者。这种从暴风眼中心被突然抽离、置于相对静止状态的感觉，并不好受。他像一头被暂时锁入笼中的猎豹，肌肉记忆里还残留着追逐的激荡，此刻却只能透过栏杆，焦灼地审视着外面那片危机四伏的丛林。
行动组根据胡永贵死前提供的残缺信息，如同考古学家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那条被部分揭露的联络链。对“夜枭”及其关联人员的秘密监控与抓捕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力求不引起更大范围的震动。技术小组则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对那个神秘电台信号的捕捉与分析上，试图从它出现的时间、频率、持续长短等细微特征中，找到“烛阴”的活动规律，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范围。
谢文渊没有让自己闲下来。他反复复盘着从接触“夜枭”到月港之行，再到茶楼抓捕的每一个细节。胡永贵临死前提到的“鲶鱼”，像一根无形的刺，扎在他的思维深处。一个能被“烛阴”如此倚重，且隐藏得如此之深的“底牌”，会是什么人？他必须具备相当的地位和能量，才能称得上“底牌”；他必须拥有极其隐秘且可靠的联络渠道；他很可能就潜伏在……我们内部，甚至可能是某个看似不起眼，却能接触到特定信息流的关键岗位。
他将自己的分析写成详细的报告，提交给行动组负责人。报告中，他特别强调了排查与胡永贵、乃至之前破获的敌特网络有过间接、非正常接触的公职人员，尤其是那些岗位特殊、能接触到内部信息或具备一定审批权限的人员，范围甚至可以扩大到一些看似清水的文化、教育、统战部门——敌人往往善于利用这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
日子在焦灼的等待中一天天过去。外围的抓捕行动取得了一些成果，拔掉了几个钉子，但都未能直接指向“烛阴”或“鲶鱼”。那个神秘电台也仿佛嗅到了危险，变得愈发沉寂，捕捉到的信号寥寥无几，且持续时间极短，定位困难。
就在调查似乎再次陷入僵局时，一条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引起了谢文渊的注意。行动组在梳理胡永贵旅社的遗留物品时，发现了一本被遗弃在杂物间的、旧的邮政业务手册，上面有一些看似随手的划痕和数字标记。最初被当作无价值的废品，但一名细心的侦察员发现，其中几页关于特定区域邮路投递时间的备注，与之前监控到的“夜枭”某些不明外出时间存在隐约的吻合。
邮政系统？谢文渊的神经立刻绷紧了。这是一个庞大、繁杂，却又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网络。利用邮政系统的死信投递、利用特定邮递员、甚至利用某些偏远邮局的监管盲区进行情报传递，是敌特惯用且极其隐蔽的手法之一。
他立刻建议行动组，秘密调取近期与胡永贵旅社所在区域相关的、所有异常或无法妥投的信件记录，特别是那些使用特定编码、或无寄件人信息的信件。同时，对负责该区域的邮递员进行谨慎的背景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