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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十月，上海。深秋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开始泛黄的枝叶，在南京路洒下斑驳的光影。距离那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惨烈战役已过去数月，城市表面的创伤正在迅速愈合，街道上车马人流日渐稠密，商铺重新开张，电车叮叮当当驶过，外滩的海关大楼钟声依旧准时敲响。然而，在这看似恢复正常的表象之下，一股潜流正在涌动，那是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不可避免的阵痛与暗礁。
谢文渊的军部已迁入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处办公大楼。他肩上的担子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减轻，反而变得更加繁重和复杂。作为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警备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基于故事逻辑设定），他的职责从单纯的军事指挥，迅速扩展到协助地方政权接管、肃清匪特、维护社会秩序、应对经济困局等千头万绪的事务。办公室墙上那张巨大的上海市区地图，如今标注的不再是敌军火力点，而是重要的工厂、仓库、金融机构、党政机关以及需要重点布防的区域。
桌上的电话铃声和文件似乎永无止境。
“报告！闸北电厂附近发现敌特信号弹，已派部队加强巡逻。”
“报告！杨树浦有奸商囤积纱布，哄抬物价，引发市民抢购，秩序有些混乱，是否需要出动部队协助维持？”
“报告！原国民党散兵游勇与青帮残余分子勾结，在码头区抢劫商船，我方巡逻队与之发生交火，击毙三人，抓获五人。”
“报告！接到通报，潜伏特务可能策划针对我高级民主人士的暗杀行动，安保方案需要立即调整……”
每一份报告都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在谢文渊的心头激起涟漪。他不再是那个只需要考虑如何消灭对面之敌的野战军参谋长，现在，他面对的是一场没有明确战线、敌人隐匿在暗处、关乎城市命脉和人心向背的“新式战斗”。
这天下午，他正在审阅一份关于整编和改造原国民党市政府遗留警察队伍的报告，秘书敲门进来，神色有些异样：“司令员，市委社会部的同志来了，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当面汇报。”
来的是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却目光锐利的年轻人，姓李。他带来的不是纸面报告，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用油布包裹严密的东西。
“谢司令员，”李同志的声音压得很低，“我们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昨夜突击搜查了一个原中统高级特务的秘密落脚点。虽然人跑了，但我们找到了这个。”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油布，里面是几本厚厚的、用极细小字迹书写的册子，以及几张绘制精细的图纸。
谢文渊拿起一本册子翻看，瞳孔微微一缩。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上海乃至华东地区我党政权重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详细资料、家庭住址、活动规律，甚至包括一些个人性格弱点和可能被利用的社会关系。那些图纸，则是上海市政关键设施——发电厂、自来水厂、电话局、主要桥梁的内部结构图和可能的破坏方案。
“这是……”谢文渊感到一股寒意沿着脊椎爬升。
“这是敌人‘休眠’计划的一部分。”李同志语气凝重，“他们预计我军会占领大城市，提前布置了大量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伪装成各种身份潜伏下来。这些册子和图纸，是他们准备长期潜伏，伺机进行破坏、暗杀、煽动，甚至等待所谓‘光复’的行动指南。我们目前抓获的，只是些小鱼小虾，真正的大鱼和这张潜伏网络的核心，还深藏在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