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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胜大营那一把诡异的大火与随之而来的炸营，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主将关胜连同徐宁、魏定国、单廷珪、宣赞等核心将领一夜之间神秘失踪，本就濒临崩溃的军纪瞬间荡然无存。残存的数千官兵，失去了任何约束，彻底化作出柙的饿狼，或者说，是沦为了比土匪更可怕的祸害。他们不再是什么朝廷王师，只是一群为了生存和发泄而疯狂的武装流民。
济州府及其周边州县，首当其冲，倒了大霉。这些溃兵三五成群，或数十上百人结伙，如同瘟疫般扫荡着村庄乡镇。他们砸开民户，抢光粮食财物，奸淫妇女，稍遇反抗便挥刀相向，杀人放火如同家常便饭。昔日还算平静的乡村，如今已是烽烟处处，哭嚎震天。不少溃兵见官府无力管控，干脆啸聚山林，占据了小的山头寨堡，干起了长期打家劫舍的勾当；也有些规模较小的，则就近投靠了原本就存在的绿林山寨，使得这些山寨实力陡增，也更加肆无忌惮。
济州知府刘产，面对这糜烂至极的局势，早已焦头烂额，束手无策。他手头那点兵马，自保尚且不足，何谈剿匪安民？无奈之下，他只能一边紧闭府城城门，祈求祸水不要蔓延到自家门口，一边再次奋笔疾书，将一份份语气凄惶、罪责推诿的奏报发往东京。
在他的笔下，关胜成了刚愎自用、指挥无能，最终导致大军溃败、其本人亦可能“畏罪潜逃”的罪魁祸首；而梁山贼寇，则是这一切动乱的根源。至于他自己，自然是“竭力维持”、“忧心如焚”、“恳请朝廷速发天兵，拯救黎民于水火”。所有的黑锅，都结结实实地扣在了失踪的关胜和远在水泊的梁山头上。
兵匪不分的祸乱，迫使更多原本还在观望或忍耐的百姓，彻底失去了对朝廷和官府的最后一丝幻想。求生的本能驱使他们扶老携幼，抛弃家园田产，如同潮水般向着唯一可能提供庇护的梁山势力范围涌去。通往梁山各处的道路上，流民队伍络绎不绝，哀鸿遍野。
在这场席卷而来的难民潮中，原本就因前任县令被擒、民生凋敝而元气大伤的郓城县，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县城守军本就薄弱，在数股规模较大的溃兵和趁机作乱的地痞流氓联合攻击下，几乎未作像样的抵抗便告失守。县城被洗劫一空，衙署被焚，富户被抢，连普通百姓也未能幸免。那位接任不久、本就惶惶不可终日的知县，早在乱起之初，便带着家眷和细软，弃城而逃，不知所踪。
不过旬日之间，郓城县，这座曾因宋江而闻名、也曾被王伦攻破过的县城，竟变成了一座十室九空、残破不堪的空城、死城。
消息传到梁山，王伦与众头领商议后，当机立断。这送上门来的城池，岂有不收之理？
“雷横、黄信听令！”聚义厅上，王伦声音沉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末将在！”插翅虎雷横与镇三山黄信慨然出列。
“命雷横率领步军第五营，计一千精锐；黄信率领骑兵第三营，计三百骑，即刻出发，进驻郓城县！首要之务，肃清城内及周边匪患，恢复秩序，安抚可能残留的百姓，树立我梁山‘替天行道’之旗号！”
“得令！”二将领命，雷厉风行，当日便点齐兵马，开出梁山，直扑已成空城的郓城。
梁山军的进驻，效果立竿见影。那些还在郓城县内及周边流窜、试图将这空城作为据点的溃兵和土匪，如何是梁山正规军的对手？雷横步军稳扎稳打，清剿残敌；黄信骑兵往来驰骋，追亡逐北。不过数日，郓城县境内较大的匪伙或被歼灭，或闻风远遁，秩序迅速得以恢复。
王伦随即便以梁山泊主名义颁布告示，宣布郓城县正式纳入梁山管辖与保护范围。同时，一道重要的命令也随之下达：郓城县境内，所有因原主逃亡、死亡或无主之地，一律收归梁山公有！
此令一出，意义非凡。这意味着梁山获得了大片可支配的土地资源。王伦将管理这些土地的重任交给了精于庶务的扈成。扈成按照王伦的指示，将这些土地进行规划：一部分划为军屯田，由各军营轮值派遣士卒进行耕种，既锻炼队伍，也补充军粮；更大的一部分，则用于安置源源不断涌来的流民。
梁山在李家庄、扈家庄原有的安置体系基础上，以郓城县为新的支点，极大地提升了吸纳人口的能力。流民们被组织起来，按户分给土地、种子、农具，并给予头年免税、次年减税的优惠。同时，为了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王伦下令在郓城县旧址及周边，利用原有的基础和涌入的劳力，兴建和扩大各类工坊——打造农具、军械的铁匠坊，烧制砖瓦、试验“水泥”的窑场，制作衣物、皮甲的被服坊，乃至利用新粮酿酒（非好汉香，为普通酒水）的酒坊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来到梁山的百姓，只要肯出力，无论是种地还是进作坊，都能获得足以养家糊口的报酬和安身立命之所。“有事干，有饭吃，孩子有书读”，这朴素而实在的希望，如同磁石般吸引着四方流民，也使得梁山的统治基础愈发坚实。
随着地盘和人口的扩张，以及面临的形势日益复杂，梁山军队也迎来了新一轮的扩编和整肃。在王伦和林冲的主持下，梁山军事架构进行了调整和明确：
梁山兵马总管：林冲，节制步、骑、水三军日常训练与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