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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3日，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美术学校。
沈墨走进校门时，天刚亮透。他穿一件灰布长衫，领口第三颗纽扣歪在右边，像是扣错了位置，又像是故意为之。右耳微微朝外侧偏，走路时不快不慢，目光扫过门房、走廊、楼梯口，像在清点颜料盒里的颜色——一样不少，也不多看。
他是这所美术学校的水彩课教员，每周三上午九点上课。学生知道他话少，但画得好。没人注意他右手调色时，总用拇指轻轻摩挲画笔尾端那个铜环，像是确认它还在那儿。
教室在二楼东头，靠窗的位置光线最好。沈墨放下楠木画箱，打开，取出颜料、笔刷、水杯。笔筒底部刻着两个小字：墨魂。他没看，也没擦，就像人不会每天去读自己的名字。
“今天我们画静物。”他说，声音不高不低，像调色时加水的量，“一组陶罐、苹果、旧书，背景自己定。”
学生们低头准备。有个穿蓬松裙子的女孩坐在前排，耳朵被一缕碎发遮住，却总在说话时抬手去摸，一下，两下，像是怕它掉了。
她叫陈小满，十六岁，董事家的女儿，美术班最活跃的学生。上礼拜交的作业里，她在苹果的阴影处多画了一道蓝线，角度刚好能拼出工部局西楼的排水管走向。沈墨改完作业，顺手把那页撕了，夹进画箱夹层。
现在她举手：“沈老师，我能把背景画成外滩吗？”
“可以。”沈墨走过去，看她摊开的画纸，“但注意透视。海关钟楼太高，会压住前景。”
“哦。”她点头，开始勾线，笔尖压得有点重。
沈墨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儿。她调蓝色时手腕抖了一下，像被什么牵住了神经。那不是技巧问题。是身体里的东西在响。
他没说话，转身走到讲台边，拿起自己的画板。他今天示范的是“雨后街道”，实际是租界第七巡逻区的布防图。水洼是岗哨位置，电线杆是监听点，一辆黄包车的轮子角度，标的是地下电台的频率波段。
他用灰绿混赭石画出街角咖啡馆，又在窗框上加了一道斜线——那是今晚接头人会站的位置。左手调色，右手画，没人看得出区别。除了他自己。
下课铃响时，多数学生收拾东西离开。陈小满没走，坐在原位，手指绕着脖子上一串五颜六色的小盖子转圈。那是她从颜料管上拧下来的，串成项链，自称“彩虹运气”。
“沈老师。”她开口，声音轻得像水彩纸吸水，“我昨天……看到您在画材店门口站了很久。”
沈墨正在收画笔，动作没停。
“您是不是……等谁？”
他抬眼，看了她一眼。这一眼不长，但足够让她把后半句话咽回去。
“我只是路过。”他说，“画材店的松节油味道太冲，我多站了一会儿。”
“哦。”她低头，手指又摸上耳朵，“那……您觉得我画得怎么样？上次您改完就没还我。”
“还你了。”沈墨合上画箱，“第三页，你画的苹果，阴影太实。光是从左上方来，右边不该有重色。”
“可那天……光是从右边来的。”她抬头，眼睛亮了一下。
沈墨静了一秒。
“你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到分钟。”她说，嘴角微微翘起，像在讲一个只有她懂的笑话。
沈墨没笑。他把画箱提起来，重量刚好压住袖口藏着的刀片。他记得五年前杭州的雨夜，也是这样一句话——“我记得时间”，然后枪声响起，学生倒下，联络站烧成灰。
他不再相信“记得清楚”的人。
“下次画画，别太在意光线。”他说，“有时候，看得太清，反而会错过重点。”
他转身要走，陈小满忽然叫住他。
“老师，您衣服扣子……又系错了。”
沈墨低头。第三颗纽扣确实在右边。他没去改。
“习惯了。”他说，“改了反而不舒服。”
“可别人会注意。”她站起来，裙摆晃了晃，暗袋里有轻微的金属摩擦声，“比如李处长，就特别喜欢看人的小动作。”
沈墨的手指在画笔铜环上顿了一下。
“李云山？”他问。
“嗯。”陈小满点头，“他昨天来过学校。说要查‘思想不稳’的学生作业。翻了我三本素描，还拿走了两支铅笔。”
沈墨看着她。
“他……碰你了吗？”
“没有。”她摇头，“但他用钢笔尾敲我桌子，一下一下，像在数心跳。我数了，每分钟七十二下，和我自己一样。”
沈墨沉默片刻。
他知道李云山的习惯。敲桌，数心跳，判断对方有没有说谎。那人是76号特工总部的行动处长，心理学出身，喜欢从字体、坐姿、呼吸节奏里挖秘密。他还养食人鱼，喂活虾时笑得像在过节。
“他问你什么？”
“问您是不是常单独留我。”
沈墨眼神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