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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在袁绍的这篇雄文中，他破天荒的把苏曜西征比作“周公辅政，却远超周公拓土之功”，直言“安息、贵霜奉其为万王之王，非篡逆，乃蛮夷畏威而服，若大汉不予以匹配之名，反失万国之心”。
在最后袁绍竟大胆提议：“当尊唐王为‘天策大将军’，总领天下兵马，兼辖西域、安息、贵霜诸属国，除了之前加九赐之礼给的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外，更加了一条位在诸王上，当与帝同尊！”
这提议一出，朝野之间瞬间炸了锅。
王允在家中捧着报纸，一气之下差点把茶盏丢了：
“荒唐！荒谬！”
“竟然说与帝同尊？这袁本初是失心疯了不成？！此例一开，置陛下于何地？置汉室宗庙于何地？！”
他气得在书房里来回踱步，须发皆张。一旁的刘虞和周忠等人亦是面色铁青，如丧考妣。
“袁氏四世三公，世受汉恩，竟出此悖逆之言！”周忠捶着桌案，“他这是要用唐王的势，来抬他袁家的轿子！简直是无耻之尤！”
“必须驳斥！必须立刻驳斥！”刘虞的一位门生激动道，“我们要联名上书，痛斥此等谬论！绝不能让这等歪理邪说蛊惑人心！”
然而，他们的愤怒和疾呼，在洛阳城乃至整个天下逐渐沸腾的舆论浪潮中，却显得如此微弱和无力。
袁绍的文章像一块巨石投入湖中，激起的波澜远超想象。不仅是因为他袁家的声望，更因为他精准地戳中了许多人的心思——尤其是那些从西域开发公司、丝绸之路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勋贵、商贾，以及渴望凭借军功更进一步的军中将领。
“袁本初此言，深得我心！”一位在西域开发公司投下重金的河东卫氏子弟拍案叫好，“唐王殿下开疆拓土，带来的可是实打实的金银和土地！难道还要用老规矩束缚住殿下，让咱们的眼界就困在这中原一隅吗？”
“没错！什么与帝同尊？我看就该更进一步！”一个粗豪的边军将领在酒肆里大声嚷嚷，吓得同桌人连忙去捂他的嘴，他却挣脱开来，“怕什么？殿下带着咱们发财，给咱们功勋，咱们不挺殿下挺谁？难道去挺那些只会之乎者也、看到血就腿软的酸儒？”
市井之间，议论更是热烈。茶楼酒馆，街头巷尾，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大议礼”。
“要我说啊，唐王殿下就是天神下凡！那安息王说抓就抓了，还能骑着神兽飞天遁地，这不是真龙是什么？我可听说了，西域那边的人都叫他圣主，尊他是神王！”
“嘘！小声点！不过……说得也是啊。陛下是女帝，唐王是战神，这夫妻一体，共治天下，不也挺好？”
“袁将军那‘与帝同尊’说得好！殿下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总得有个匹配的名分才行！”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些恪守儒家正统的士人痛心疾首，聚集在太学或私塾中，引经据典，驳斥袁绍的言论，强调君臣大义不可逾越。然而，他们的声音在更加务实、甚至带着几分狂热的“拥唐”浪潮中，被迅速淹没。
这股风潮也迅速通过发达的驿站系统和《大汉月报》的特刊，向全国各州郡蔓延。
不过微妙的是，身处漩涡中心的唐王和女帝，自那日以来却是完全隐身。
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
苏曜自太庙当日丢下那句大议礼的命令后就直接没了影。甚至当天晚上，连他新纳的那个王妃也消失无踪。
只留下了一封书信，说将除军事外的国政要务统统暂交三省各部处理，让他们务必奉公体国，忠于职守。他自己则亲自带着女帝巡阅四方，“亲见我大汉山河之盛，亦察黎民疾苦之实”。
这家伙，如此非常之事，直接让卢植、荀彧、朱儁、王允和董承等帝国宰执们乱成一团。
他们虽然紧急封锁了消息，想要商讨个对策，但奈何当天傍晚，陈留城就传来天降神鸟，陛下亲临的快报，把他们的一切努力击得粉碎。
一瞬间，那是百官哗然，举国震惊。